1、市场需求总体不足，“稳工业”压力不断加大
    
    国内外市场需求总体放缓，驱动2019年总体延续了2018年下半年以来总需求不足的趋势。从国外需求看，全球需求不足叠加中美贸易摩擦影响，使得我国工业出口面临压力。今年10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新发布的《全国经济展望》再次下调了2019年增长，预测至3%，贸易壁垒增加，地缘政治局势紧张加剧，进一步削弱了经济增长，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的最低增速。2019年前三季度，工业企业出口交货值同比仅增长2.4%，比去年全年和去年同期分别下降6.1和5.7个百分点，且有进一步下降的压力。
    
    从国内需求看，消费和投资需求出现同步回落。从消费看，近年来，消费增长总体处于“降平台”阶段，增速从两位数平台持续向“九、八”等个位数平台转变，今年以来，逐步向“七”平台转变，前三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8.2%，但4、7、8、9月四个月消费增长位于“七”增长区间。从投资看，2019年以来，工业投资增速再次出现连续下滑，前三季度，工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3.2%，较去年全年和去年同期分别下降3.3和2.2个百分点。
    
    2、企业生产成本上升，经营困难程度增加
    
    “低制造成本”和“完善的制造体系”是我国加入wto以来，制造业得以快速发展的重要支撑。但近年来，随着国内要素价格的上涨、环保成本的提高以及制造环节内外竞争的强化，加上全球需求减弱，制造企业盈利能力降低。自2013年以来，我国工业企业利润增速总体下行，2015年、2019年前三季度利润表现为同比下降。尤其是2019年以来，成本上升和需求疲软两端挤压，生产经营困难加大。
    
    市场需求低迷、贸易摩擦等外部因素和市场因素影响了企业利润，但与此同时，国内要素成本、环保成本提高等对企业利润的影响更加不容忽视。
    
    一是劳动力成本持续上升。制造业就业人数于2013年达到峰值后逐步回落，而同时，我国制造业职工工资水平保持快速增长，据统计，2018年我国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达64643元，是2013年的1.5倍。
    
    二是工业用地成本上升。近年来，随着城镇化速度的加快，土地稀缺性问题日益突出，但工业用地需求依旧增长迅速，据调查，工业用地指标已经成为制约地区工业发展的刚性约束，工业用地成本增加压缩了企业利润空间。
    
    三是环境保护成本增加。近年来，我国不断加强对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工业企业的环保督察和生态整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等法律法规的出台也在不断增强工业生产的环境约束，工业企业的环境保护成本随之提高。
    
    3、资本“错配”依然突出，融资难融资贵犹存
    
    近年来，随着金融市场的繁荣和实体经济投资收益率较低，国内金融资源“错配”严重，资金在虚拟经济体系内“空转”，工业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突出。
    
    一是制造业资本流失较严重。新常态之前，我国制造业发展速度较快，增速保持在10%以上，大部分产业、企业利润率较高，但随着进入制造业微利时代，制造业企业效益逐渐下滑，31个制造行业中，有9个行业总资产利润率低于同期一年期贷款利率，存在资本从制造业流出的现象。
    
    二是民营企业融资环境不佳。由于我国资本市场发展不够成熟，市场体系有待完善，民营企业融资渠道较为狭窄。在民营企业直接融资方面，由于受规模、盈利水平等多方面限制，民营企业无法发行股票筹资，评级机构对民营企业发行债券评级条件较为苛刻，民营企业自身融资条件不佳。在民营企业间接融资方面，银行“不愿贷、不敢贷、不会贷”，使很多企业的优秀项目因为缺乏资金而不得不放弃。
    
    三是中小企业融资成本高，融资结构不合理。经测算，我国中小企业的融资成本已经高于10%，而社会平均融资成本为7.6%，如果中小企业选择融资租赁、保理、小贷等融资方式，其融资成本则可能达到20%。与此同时，根据ifo联合调查显示，中国私营企业所有资金中债券融资和外部股权融资不到总额的20%，这表明我国中小企业融资结构单一，过度依赖于银行贷款，外部融资比重过小，一旦企业无法获得银行贷款，企业将失去重要的资金来源，资金运转将难以为继。
    
    4、基础研究投入不足，核心关键技术发展不充分
    
    一是基础科学研究短板较为突出。近年来，我国创新投入总量及强度不断提高，2018年，我国科技研发经费投入近2万亿元，研发投入强度达2.19%，连续5年超过2%，其中基础研究投入占比仅为5.5%，而美国、法国在2010年就分别达到了19.0%、26.3%。科技创新链基础环节的欠缺从根本上制约了我国科技水平的提升。
    
    二是核心及关键性技术创新有待提高。我国整体技术创新能力近年来有所提高，但在一些核心技术、关键性技术领域对国外依赖性较高，国产技术创新能力不足。部分核心零部件和关键技术进口依赖度较高，例如，轨道交通装备产业的轴承和自动控制系统、飞机和汽车领域的设计和仿真软件、通信装备产业的高端芯片、集成电路产业的光刻机等领域产业基础能力较弱，目前，我国工业机器人核心零部件70%以上依赖进口，中高档机床核心数控系统也多数依靠进口。
    
    三是核心零部件质量和可靠性较低。相关资料显示，我国工业机器人关键部件质量和可靠性落后世界先进水平5——10年，应用于精密仪表、低噪音电机等的深沟球轴承，国外产品寿命能够达到计算寿命的8——30倍，可靠性为98%以上，而中国轴承产品寿命仅为计算寿命的3——5倍，可靠性为96%。
    
    5、新旧动能同步疲软，谨防产业结构性陷阱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形成了以传统重工业和日用消费品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纺织、食品、化工、煤炭、水泥、汽车、电子等行业占全部工业的比重超过60%。当前，我国经济已进入传统增长动能衰减和转向高质量发展“双碰头”阶段，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进新旧动能转换被视为促进经济结构转型和实体经济升级的重要途径。但新旧动能转化速度慢、新动能规模小成为制约我国工业“爬坡过坎”的重要问题。
    
    2019年以来，我国工业出现新旧动能同步疲软的态势，须谨防产业落入结构性陷阱的风险。近年来，在我国需求结构变动下，食品、化工、煤炭、水泥、汽车、电子等占比较大的行业增速不同程度放缓。这些行业下滑主要与市场自身进入“低增长”周期有关，中美经贸摩擦等不确定性加速了这些行业市场需求的萎缩。与此同时，前几年一直保持强劲增长的新兴动能产业今年也不同程度表现出增速回落，前三季度，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8.7%，与去年同期相比下降3.1个百分点。这些新兴动能领域下滑主要受市场调整、关键技术能力不足和政策调整等影响。新旧动能的同步疲软，让我国工业进入产业结构性陷阱的风险加大。
    
    6、国际竞争面临双重挤压，贸易环境不确定性增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充分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不断融入全球经济，逐步实现在全球分工价值链上的攀升，而近年来我国面临新兴经济体低端挤出和发达国家高端挤压的“双重挤压”风险。
    
    一方面，新兴经济体快速崛起，凭借更低的劳动力成本和制造业区位优势，对中国制造业产品出口和吸引外资构成替代效应。另一方面，近年来，德国政府提出“工业4.0”“互联工厂”高技术战略，以福特、ge为代表的美国制造业企业明显加大了在本土的投资规模，克莱斯勒、惠普、耐克等著名品牌也相继将国外生产线迁移回美国。根据波士顿咨询集团预测，2020年将会有多达60万个制造业岗位从中国返回美国。
    
    在“两端挤压”压力下，我国原来以廉价劳动力和资源要素投入为主要特征的传统优势正日趋弱化，迫切需要培育面向产业中高端的竞争新优势。而近年来国际贸易形势的复杂多变，也将给“稳工业”带来压力。